渣肉的故事

　　前不久，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聊，无意间谈到现在那巴掌厚的猪肉肥膘如何处理，大家共同的看法是:除开熬油外，还是做成渣肉好吃些。猛然间，我想起了年轻时在面访当加工员吃渣肉的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个在现在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的小故事让我百感交集，母亲那浮雕般的伟岸形象再一次在我脑海里回放。
　　一九六八年，我从分水中学辍学回乡，生产队长出于对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厚爱，安排我到面坊去当加工员，“脱产”为社员打米推面。那是个“肥缺，”不但可以不去面对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背太阳一背雨的艰苦日子，而且全月满勤，工分一天不少。另外，队长还额外开恩：生产队给加工员提供一顿晚餐！换句话说，就是在面坊偷吃面条合法化。那年头，能够混一顿饭吃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也是一份额外的收入。
　　面坊需要两个加工员。我的搭档早在解放前就玩起加工小麦兑换面条的活计。他不但深谙此道，技术娴熟，而且辈分特高，我叫他“祖祖。”队长为了平衡两个人的关系，努力提高我的“地位，”以缩小我和祖祖的“落差，”决定面访不设“领导，”也不明确宣布祖祖是我的师傅，这样我就不会唯唯诺诺地以“徒弟”身份和祖祖相处。同时，队长还特别强调我是“知识分子，”一定要管理好财务——这等于宣布我是一个“实权人物。”说实话，实权不实权是小事，倒是在文革中那带有“四旧”色彩的“师徒”称谓才是我极不乐意的，因为都是凭工分给生产队打工，没有必要把关系搞得那么复杂。由于我初来乍到，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在“高辈分和高技术”的双重压力下，我不但要努力学习技术，很多时候必须“礼让”才行。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生产队“特批”我们的宵夜开始了。“靠山吃山，”面条或者面块自由选择，数量不限，腌咸菜是首选佐料，这个东西我和祖祖两家都不缺。日久天长，我们两个大男人实在不是上厨房的料，有些吃腻了，总想搞点烹调创新。
　　一天晚上，祖祖满脸笑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青菜叶子包包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今晚上我们来改善一下生活。”其时我已经闻到了渣肠子那特殊的香味了。接下来的几晚上，我们很开心地吃了几顿渣肠子煮面条的“高档”晚餐。
　　祖祖身先士卒，做出了榜样，提前“出菜”了，这下该轮到我了。
　　我回家高兴地向母亲汇报了我在面坊的美食享受。母亲看到我有一份好“工作，”还有好吃的，很开心。她叮嘱我以后要感谢队长对我的关照，还要多向祖祖学习技术才是。不待我开口，母亲早已猜到我要说什么。善良贤惠的母亲已经主动去坛子里抓取我想要的东西了。与祖祖出的“菜”不同，不但有香喷喷的渣肠子，还有秀色可餐的渣肉，足有一大碗。这下，我在祖祖面前可有“面子”了。
　　有了渣肉，那腌咸菜实在是显得有些逊色，让它“靠边站”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渣肠子或渣肉成了我和祖祖两个人的依赖。
　　早饭和午饭我们各自回家吃，这晚餐的思维显得微妙一些。我和祖祖表面上是“平起平坐，”没有高下之分，但在生活细节上我必须占主动，绝对不能践行“要得伙计长，天天算口粮”的世俗规则。　　更何况，祖祖在第一次用青菜叶子包了一回渣肠子后，第二次基本上就是一些渣海椒，他那宽厚的脸庞带着歉意，吐露出“正品”已经“缺货”的意思了。不但如此，祖祖时不时夸奖我母亲做的渣肠子和渣肉的味道就是不同，我当然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时间一久，问题慢慢显现出来——我们家那坛子里头的东西同样是有限的，母亲不可能无休止的满足我们面坊两个人的需求，我也不好意思天天向母亲张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不再主动为我抓渣肠子或者渣肉，每一次都是母亲示意我：要抓你自己去抓。坛子里面的东西一天天在减少，我的压力也一天天加大。母亲无论直接看到或者间接知道我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皱过一下眉，没有焦过一下脸，没有吭过一声气，没有愠怒，没有指责，更没有吵吵闹闹，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偶尔和颜悦色地问一声：“祖祖对你还好吗？”
　　一九六八年，正值全国人民沉醉于火热的“文革”之中，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武斗硝烟未尽，“抓革命”在前，“促生产”属于第二位的事情，整个运动对农村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遇到正常年景，一个农民家庭一年有一副猪大肠到位就算得上是“槽头运好，六畜兴旺”了，那可是稀有之中的稀有。我们家不但有渣肠子，而且还有渣肉，是因为那年我们家一头半大的生猪因病不得不提前宰杀，母亲凭着高超的持家能力，经过精心加工，做成一坛让人羡慕不已的渣肉，成为队上一大奇闻。不用说，祖祖和很多人一样，知道我的“家底。”
　　那渣肉可是我们家的“镇家之宝，”招待客人和填补油食的不足都离不开它。由于母亲有意对我“放水，”以致我和祖祖两个人就把那一坛“宝贝”处理了接近一半。母亲明察秋毫，心知肚明，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当时我太年轻，只是感觉到母亲还是“舍得，”没有为难我。待我慢慢懂事后，才明白其中的很多道理不是用“大方”两个字就能解释的。
　　我在回乡之前，和很多“红卫兵战友”一样，眼看着离开学校、放弃学业、回乡务农成为定局，但还“赖”在学校坚持“停课闹革命，”实际上混一天是一天，迟迟不愿回到那贫穷落后的农村。农村不仅仅是贫穷，那些“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在外工作人员的归宿也是在农村，足见农民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贱。一旦回乡，将永远告别那曾经充满憧憬和无限向往的分水中学。时间一天天过去，文革开展已经三个年头了，却始终听不到半点复课开学的信息。终于有一次，母亲一脸笑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万一二天要回来做活路，你怕不？”看样子，母亲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句话的。它包含三层意：一是只有回来，而是必须回来，三是回来很苦！这一句话看似平淡，却实实在在触到了我的软肋，叫我怎么回答好呢？
　　母亲识字不多，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一句讨论式的话语，却远比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及“热爱家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类的政治口号中听得多，那是最珍贵和最朴实的声音，那是春风，那是甘露，让我倍感温馨，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沁入心扉，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觉得：能够在母亲身边劳动，再苦再累我也不怕！我想了想，终于鼓足勇气说：“只要有吃的，我不怕。”母亲未做肯定的表态，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这时，母亲先前的笑脸却不见了，眼睛同样装满了泪花：那是对儿子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的认可和赞许；那是对儿子将要彻底失去学校生活的同情；那是对儿子跳出农门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无赖；那是对父亲不但怀才不遇、儿子还要步其后尘的乖舛命运的控诉。其实母亲也是鼓足勇气才说出那句沉重的话语的。母亲深深地知道：儿子未来还有多少艰难险阻需要去面对和克服！坚强的母亲终究没有让她自己的眼泪流出来。那是在教育儿子；那是在鼓励儿子；那是在淬炼儿子；那是在给儿子做榜样！母亲用她那满是茧巴的双手揩干了我的泪水，只是平静而深沉地说了一句话：“乖儿，那么多农村人都过得去，莫怕！”我本来已经终止了的泪水又冒了出来。
　　从小母亲教育我：任何时候都不许撒谎，母亲自己同样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渣肉的故事发生后，母亲完全可以叫我对祖祖说渣肉已经没有了，渣肉夜餐也应该早早收场。可她老人家竭尽全力，在那个艰难而特殊的环境下，努力兑现承诺我回乡务农“有吃的，”而且还把最好的东西无休止的满足我，以便我慢慢适应农村的艰苦环境，这不但是对我精神上的安抚，也是对我那时候枯瘦如柴的身体的特别照顾——娘肚子有儿啊！同时，也是为我在面坊能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做铺垫。母亲从来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夸夸其谈的大道理，总是那样坦率而含蓄，于无声处达到理想的效果。她老人家待人接物的优秀品质以及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可见一斑。
　　那一坛极其珍贵的渣肉，母亲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去厉行节约，精心安排，以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我当时借着孝敬祖祖，只顾自己的感受而大手大脚的行为，给母亲不知增加了多大的负担。但母亲的态度却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淡定，更是那样的大气。很可惜，对于伟大的母爱以及母亲那非同凡响的人格修养和处事风格，是我随着岁月的增加才慢慢体会到的，说具体一点，是现在才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
　　我凝视着窗外，天边铺满了绚丽的晚霞，那是母亲的“新居。”无尽的思念让我再一次饱含泪水，在母亲的遗像面前深深的三鞠躬。这，能够感恩吗？

                                                               谭 崇 民
                                                   二零一六年九月于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