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墙喂猪

    夹墙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结构，那是两间大房子的中间夹着一间最多一米宽的小巷子。那是解放前有钱人家为躲避抢劫或者战乱而修建的一种封闭式的狭窄巷道。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夹墙居然变成了猪圈，喂起了毛猪。

    是毛猪太多猪圈装不下吗？不是，其时毛猪几乎绝迹了。

    是没有地方修建猪圈吗？也不是。恰恰相反，空空如也的猪圈有的是！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发生在万州区分水镇五马村的故事。

    一九五八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各地迅速推广河北省徐水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经验：所有的人统一加入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农民的耕牛农具、锅碗瓢盆、家禽家畜、柜子扁桶、五谷杂粮一律交集体，甚至人也不属于那个家庭，只能属于国家的。上级领导传达说：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即将到来，到时候就是“按需分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没有必要去保留这些私有的东西。只有取消了私有财产，才能彻底铲除滋生私有制的土壤。届时，没有“私，”剩下的全是“公”了，一个“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社会顺理成章就形成了。多么自然的推理，多么缜密的逻辑！

    全新的政治主张，全新的社会制度，全新的舆论宣传，全新的思维观念，全新的管理模式，全新的生产关系，全新的生活方式，全新的人际关系，全新的分配办法，全新的前途愿景。没有贫富差距、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吸毒贩毒、没有嫖娼卖淫……一切的一切，都是全新的。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科学的论证，只有虚妄的激情；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有盲目的认同。淳朴善良的中国人对各级干部坚信不疑，达到了宗教的程度。那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无论男女老少，开心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是山在欢呼海在笑。甚至个别被打倒的地主富农，都不得不真心叹服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共产党为人民，毛主席大救星”绝不是两句空洞的口号和歌词，那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喊。“万民称颂”不就是历朝历代的领导者们所最求的目标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违背了科学规律是一定要接受惩罚的。由于党中央制定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决策严重失误，不到一年时间，其弊端就全面暴露出来了。首先是锅里没有煮的，不但那不要钱的饭没有了，而且有钱也买不到饭吃，更何况农民身上一贫如洗，分文俱无。人们那一张张蜡黄的瘦脸上方深嵌着一对对失神的眼睛，很多人的双脚肿得无法穿鞋子，好多地方饿死了不少的人。人们急需粮食活命，庄稼渴望猪粪救驾。人和猪本应该是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而在此时，人——粮——猪的链条关系在错误政策的宰割下，已经彻底断裂，形成了恶性循环。

    求“生”是人的本能。五马村的作业组长熊华（化名），不知从哪个渠道弄来一头小猪崽。虽然到处都是空起的猪圈，却不敢公开把小猪仔放到猪圈里面去喂起，因为上级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绝对不允许搞“特殊化。”虽然熊华是想为几十个社员改善一下生活，却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养”毛猪。因为大队台账上没有这个活物，所以这个猪仔就是一个“黑户口，”必须严格保密，或许能够活命。

    人挪活，办法总比困难多。聪明过人的熊华有计划有安排——一双慧眼早就瞄准了那间长期空闲着的夹墙。上级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个地方会养着一头活生生的猪仔。那时候干部的工作作风十分凌厉泼辣，“民主”两个字从上到下只是一种政治摆设，人们看见干部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虽然如此，躲避上级检查毕竟比躲避土匪和战乱的难度要小得多。加上熊华是一个威信很高、倍受拥戴的作业班长。知情者们对熊班长在夹墙喂猪的“反动行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卖个人情，装着没有看见，不但不去检举，而且还乐意给这头小猪崽当“保镖，”齐心协力来对付那些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革命干部们。

    由于熊华对待上面的极“左”政策有点像电视连续剧《老农民》中的“牛大胆，”所以他这个食堂一直没有断炊。这头近乎熊猫一样珍贵的小猪仔虽然终日不见阳光，在众人的呵护下却顽强地活了下来，一天天长大。在那个生灵涂炭的年代，这个食堂的人居然还极其奢侈地打了一次“大牙祭”——每人一个猪肉扣碗。

    既然毛猪和农民的生存息息相关，为什么还要像小偷一样在夹墙中喂养毛猪？喂养毛猪为什么称为搞“特殊化？”难道农民喂猪犯了什么“大忌？”不！那不是什么风俗忌讳，而是犯了“法！”

    那时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两条政治路线，是两个殊死搏斗的阵营。“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最高指示早已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也麻木了人们的思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和决策的蓝本。绝对的“平均主义”成了“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在政策的大环境下，当大家都一样贫穷的时候，人们看不到标杆，也不会有什么追求，倒显得很平静，或者说心理很平衡，矛盾反而小得多。像熊华这样暗中搞点“小动作”的基层干部不仅是“胆大妄为，”更是凤毛麟角，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以及敢于担待的人才做得到的。

    自解放以来，农村人被分割成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四个群体。“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是硬性政策。那是权大于法的年代，即这种“限制和打击”的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只听干部的支配。由于这种做法有其理论和政策的支撑，其手段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甚至惨不忍睹的程度。基层干部的巨大权力进一步助推了他们的“崇高威信，”所以没有干部“搁不平”的事情。“贫农”不但是光荣的群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而且是最直接的受益者，那是“招工、招兵、提干”的先决条件，那是决定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终身命运的“护身符，”虽然不可能每个贫农都受益，但能够“入围”是起码条件，哪个不想当贫农？在那种畸形的政治生态下，“清贫”成为共产党人的特有标记。反之，“发财”两个字是说不出口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耻辱”几乎是同义词。私下喂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与社会主义唱“对台戏，”那是与党中央“对着干。”即使你家庭成份“光鲜，不是富农或者地主，但“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重大发明，”通过红头字文件从上到下正规严肃传达和贯彻到每一个中国人，一系列的“政治帽子”等待着你去“受用，”人们早已直接或者间接领教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厉害。就在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几年了，权威媒体《人民日报》还登载过一篇题为“清贫是共产党员的本色”的文章，中心议题就是共产党人不能“发财。”由此可以推断：“大跃进”时代“发财”两个字是多么的“罪恶！”以至于农民在“夹墙喂猪”成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奇异景观，也成为一段荒诞历史的记忆和笑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改革没有固定模式，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前进，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也在情理之中。人们可否知道：那是经过艰难的探索才走到了今天。那不仅仅是血的教训，那是用三千七百五十万饿殍换来今天“买鸡蛋需分‘土洋’，吃猪肉严防‘三高’”的生活水平。

    很多媒体和文学作品常常说到：老百姓是一杆秤，凡是老百姓拥护的就是正确的。这句话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几十年来苦苦思索，可我天生愚钝，始终懵懵懂懂，不得而知！

 谭 崇 民

                二零一六年七月于分水

                                            （感谢口述历史者——熊洪胜）